《日本人为什么称中国为支那》

           在提笔之初，请容我颠覆颠覆阁下的三观：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“支那”更早的，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，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“唐僧”——玄奘法师。

          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《大唐西域记》里面，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：

拘摩罗王：‘自何国来，将何所欲？’

玄奘法师：“从大唐国来，请求佛法。”

拘摩罗王：“大唐国在何方？经途所日，去斯远近？”

玄奘法师：‘当此东北数万余里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。’

            这段对话，翻译成现代中文，是以下的意思：

拘摩罗王：“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？来我们这里干什么？”

玄奘法师：“我从大唐国来，是来求佛经的。”

拘摩罗王：“大唐国在哪里？要走多少天？有多远的路程？”

玄奘法师：“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，印度叫支那的，就是大唐。”

       玄奘法师所说的，只不过是一个事实：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“至那”、“支那”、“脂那”。

     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，是在唐朝。当时的唐朝，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。

       于是，从唐朝开始，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，称呼大唐国为“支那”——注意：那时的日本，仰慕大唐。

       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，为什么称呼大唐为“支那”呢？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（玄奘）所读的，是同一批梵文佛经——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“支那”，唐僧也跟着学，于是，日本僧人也跟着学。

       可见，“支那”一词，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，并没有歧视、侮辱、蔑视的意思。

        “支那”一词在日本进一步推广，是从江户时代（17世纪初）起，当时的中国，处于明朝时期。

        那么在明朝的时候，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“中国”、而是沿袭旧称，继续称呼中国为“支那”呢？

        因为——日本要避免混淆。

       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：在明朝以前，“中国”这个名词，并不常用。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，都知道“大明国”，而不知道“中国”——反而是在日本，有一个地方名叫“中国”——日本本州岛西部的“山阳道”、“山阴道”两个地区，在日语中，合称  “中国地方”、“中国”。

        附图就是日本的 “中国” 地区。

        因此，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“中国”，则必然会造成混淆。

       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：假如一休和尚对一个日本美眉说：“我要去中国，你去不去？”一休本来的意思是要去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、山阴道两个地区。但是那美眉也许会误会，以为一休说的是大明朝，于是她说：太远了，我不去。

         一休说的“中国”，不是美眉理解中的“中国”——这个误会的后果很严重：一休泡妞失败。

         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，很显然会造成误会。所以，日本从明朝开始，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“支那”，而不叫“中国”——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“中国地方”区别开来。

         直到后来抗战胜利，日本迫于战胜国——中国的压力，才普及了“中国”的称呼，并开始迁就性地、将日本的“中国地方”改称“山阳地方、山阴地方”。

        事实上，将中国称呼为“支那”的，远远不止日本一国，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，都称呼中国为“支那”：泰语、法语、马来语、德语…….更有甚者，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“契丹”，至今仍是如此。

        在中国的历史上，将中国称呼为“支那”的，也不仅仅是日本人，在中国，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，都将中国称呼为“支那”。下面举一些例子：

        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，写过一篇叫《题梵书》的诗，行文如下：

鹤立蛇形势未休

五天文字鬼神愁

支那弟子无言语

穿耳胡僧笑点头

       

        可见，咱们这堂堂大唐朝的皇帝，都把自己的国家叫做“支那”——这简直是反了，反了，成何体统。

        梁启超在他所著《戌戍政变记》里面，也有这样一段话：

         “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，实自甲午战败，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。”

         看到了吗？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公知——梁启超——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做“支那”，而且还往上加了个“我”字——“我支那”——难听死了。

         还有更疯的。

        章太炎写过一篇《正疆论》，他说：“以支那与日本较，则吾亲支那；以日本与满洲较，则吾宁亲日本。”

        章太炎这段话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：“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，我亲近支那；但是如果拿日本和中国东三省来选择，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！”

         可见，“章疯子”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“支那”，而且还高声唱道——“日本比东北还要亲”。

          肉麻死了。

         还有，严复将亚当斯密的《国富论》翻译成《原富》，是这样翻的：

          “埃及、印度、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，以内地市场已广，不愿有外交致窥伺。然而是三国，皆古盛而今衰。”

           很清楚，严复将自己伟大的祖国——中国——称呼为“支那”。

           我们的“国父” 孙中山，也写过一篇文章，叫做《支那保全分割合论》。

           知名革命女英雄秋瑾，写过一篇叫做《支那逐魔歌》的诗歌，也把中国叫做“支那”——该诗的行文如下：

四邻环绕欲逐逐,

失权割地无时止,

这等人儿还昏昏,

如梦如醉如半死。
吁嗟乎!

我国精华渐枯竭,

奈何尚不振衣起?

无心无肝无脑筋,

支那大魔首推此。

       

         还有，康有为流亡印度期间，他的女儿康同璧，从中国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。西游成功之后，她写诗自夸，夸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支那人：

舍卫山河历劫尘，

布金坏殿数三巡。

若论女士西游者，

我是支那第一人。

           还有，许寿裳在其回忆录性质著作《我所认识的鲁迅》里面，记录了鲁迅的一段往事如下：

           “鲁迅在日本住旅馆，要登记姓名、籍贯。鲁迅写下：周树人。但是籍贯却不能写中国。因为日本的山阳地区也叫中国，如果鲁迅写中国，会造成混淆，结果鲁迅写下［支那］两个字。不料，日本旅馆店主见是清国人，认为是贵客、免费给鲁迅升级了房间”。

          许寿裳作为日本留学生、鲁迅的知心好友，他的这一段回忆，说明了以下的问题：

1、在近代史上的日本，说“中国”二字，的确会造成混淆；

2、鲁迅称呼自己的祖国为“支那”，毫不以此为耻辱；

3、鲁迅自称是支那人之后，不但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视，反而还因此被日本人视为贵客，免费给升级房间。

           那么，为什么“支那”一词在近代史上，会被视为一个侮辱性质的词语呢？其实是因为自从甲午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，在中国民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日、仇日的思想，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，中日两国之间任何的事情，都变得十分敏感——“支那”一词，也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了。

          行文到最后，让我们来看看，知名文学家、诗人闻一多，是怎样高声呼喊自己是“支那人”的——闻一多的诗《我是中国人》，全文如下：

我是中国人，我是支那人，

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；

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，

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。

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，

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，

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，

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。

伟大的民族，伟大的民族！

五岳一般的庄严正肃，

广漠的太平洋底度量，

春云的柔和，秋风的豪放。

我们的历史可以歌唱，

他是尧时老人敲着木壤，

敲出来的太平的音乐，──

我们的历史是一首民歌。

我们的历史是一只金礨，

盛着帝王祀天的芳醴！

我们敬人，我们又顺天，

我们是乐天安命的神仙。

我们的历史是一掬清泪，

孔子哀掉死麒麟的泪；

我们的历史是一阵狂笑，

庄周，淳于髡，东方朔的笑。

我是中国人，我是支那人，

我的心里有尧舜的心，

我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，

我是神农黄帝的遗孽。

我的智慧来得真离奇，

他是河马献来的馈礼；

我这歌声中的节奏，

原是九苞凤凰的传授。

我心头充满戈壁的沉默，

脸上有黄河波涛的颜色，

泰山的石溜滴成我的忍耐，

峥嵘的剑阁撑出我的胸怀。

我没有睡觉！我没有睡觉！

我心中的灵火还在燃烧；

我的火焰他越烧越燃，

我为我的祖国烧得发颤。

我的记忆还是一根麻绳，

绳上束满了无数的结梗；

一个结子是一桩史事──

我便是五千年的历史。

我是过去五千年的历史，

我是将来五千年的历史。

我要修葺这历史的舞台，

预备排演历史的将来。

我们将来的历史是首歌：

还歌着海晏河清的音乐。

我们将来的历史是杯酒，

又在金礨里给皇天献寿。

我们将来的历史是滴泪，

我的泪洗尽人类的悲哀。

我们将来的历史是声笑，

我的笑驱尽宇宙的烦恼。

我们是一条河，一条天河，

一派浑浑噩噩的光波！──

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；

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。

伟大的民族！伟大的民族！

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；

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。

我是中国人，我是支那人！

（完）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顺祝儿童节快乐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冯学荣   作家   居香港   著有《日本为什么侵华：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》